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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 2022年06月25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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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9
    新興市場未現系統性危機
     今年以來新興市場主權貨幣在外匯市場上的表現幾乎可用集體性塌陷來形容,唯一的區別只是各種貨幣的陷塌程度不同而已。加權平均而言,今年以來新興經濟體貨幣整體貶值幅度超過了10%。且新興市場貨幣內外貶值往往并不是孤立進行的,而是形成了通貨膨脹-匯率下挫-通脹加劇的惡性循環;不僅如此,在匯率下拉效應作用下,新興市場的股市與債市均出現連續下挫與大幅跳水的行情。

      將本輪新興市場貨幣的潰退歸因于強勢美元是不少市場人士認同的觀點,但該觀點有些以偏概全,更多的深層次因素需要人們挖掘與認知。

      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結束了過去三十年來扮演著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角色,新興市場國家自2014年開始重回低速與增長放緩的軌道,財政赤字、貿易赤字以及經濟結構單一等還成為了阿根廷、委內瑞拉等不少國家所共有的病灶,在遭遇全球貨幣政策收縮以及流動性退潮的情況下,新興市場的綜合性軟肋都會齊刷刷地展現出來,無力可支的本國貨幣也就只有疲軟走弱的命運。

      還須面對的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后10年中,美聯儲先后拋出了三輪QE,全球主要央行都加入到量化寬松的行列,而新興市場國家利用流動性充沛以及美元利率不斷走低的機會大量舉債,致使政府部門與企業部門的杠桿率一路飆升甚至超過100%,但與此同時經濟卻只有不到5%的平均增幅,很難覆蓋償債需求,于是只有繼續對外舉債。而根據費雪方程,貨幣可從增長和通脹兩個渠道擇一而入,在增長基本維持穩定的情況下,增長本身就可以稀釋大量的貨幣供應,這本身就是一個控制通脹過度上升的手段。而一旦經濟增長的預期或現實出現變化,在沒有穩定收益的情況下,貨幣開始減少投入實體建設,而更多的貨幣進入通脹端,物價飆升便成為必然。

      當然,貨幣貶值帶給新興市場的壓力顯然不只有通貨膨脹,當寬松性貨幣政策開始轉向,利率曲線抬頭上揚時,新興市場的負債成本也勢必跟隨上升,債務違約風險于是成為了盤旋于新興市場頭上的最大黑天鵝。數據顯示,目前新興市場國家因貨幣貶值而難以償還的美元債務高達3.7萬億美元,相比10年前擴大了1.4倍。而從短期外債與外匯儲備的比值來看,更難清晰看到一些具體國家十分脆弱的償債能力,其中阿根廷的外債余額是外儲的4.7倍,短期外債是外儲的1.55倍;土耳其的外債余額是外儲5.5倍,短期外債余額是外儲的1.4倍;南非的外債余額是外儲的4.28倍,短期外債是外儲的0.77倍;馬來西亞的外債余額是外儲的2倍,短期外債是外儲的0.9倍等,這些國家的負債尤其是短期負債均已大大超過本國外匯儲備,違約風險清晰可見。

      但值得慶幸的是,新興市場還并沒有出現系統性危機,像印度、俄羅斯以及印尼等國,即使是本幣出現了不小的貶值,但由于經濟基本面依舊良好,而且未見貿易赤字,同時財政赤字的規模也不大,這些國家依然有相應的自調整能力以及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的柔性功力。另外,即便是像阿根廷、土耳其、南非以及馬來西亞等貨幣重創國,可能產生的外溢性副作用也非常有限,市場風險也會鎖定在局部區域。更為重要的是,為捍衛本幣,目前新興市場國家還處在各自為戰的狀態,但同樣儲備著比較充分的合作機制,像規模為2400億美元的清邁倡議協議以及體量為1000億美元的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基金都還按兵不動或者隱忍未發,IMF等國際性組織更有強大的救援能力,因此,新興市場國家貨幣走出黑暗而迎接光明也就只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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