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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9
    經濟敏感期警惕經濟系統的“日本病”征兆
       經濟躍變敏感期

      易積累房產泡沫

      近日,一則上市公司擬出售兩套學區房保殼的新聞引起輿論普遍關注,在折射出資本市場有關參與主體慘淡經營的同時,也向市場發出了如下強烈信號:當一線城市的房產成為資本保有品時,意味著局部經濟領域已陷入較為嚴重的非理性繁榮;如若得不到有效治理,或將嚴重影響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在理性分析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諸多復雜問題之前,必須從國際比較、歷史的制度分析以及橫截面分析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經濟,并找出當前面臨諸多復雜問題的深層次原因。與美歐日本等先行工業化國家相比,中國盡管在經濟規模、貿易體系延伸、金融市場發展等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整體而言,依然是一個尚未完成工業化并處于經濟結構轉型關鍵時期的新興經濟體;從歷史的制度分析來看,中國經過30余年的經濟改革與制度變遷,已取得的相關進步已經改寫或者正在改寫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經濟轉型的某些結論,但是中國極為龐雜的經濟轉型能否取得最終成功,還取決于關鍵領域的存量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性進展。換句話說,占據經濟總量五分之一的國有企業或國有資本,能否在頂層設計的基本框架下,在參與構建競爭性市場體系以及參與全球資源配置過程中找到真正屬于自己的坐標系,進而創造出與自身實力相適應的市場效率,是激活中國經濟活力的關鍵。而這個改革如能取得根本性成功,將為全球范圍內的國有企業改革提供極具參考價值的大國樣本,也將引起經濟學在局部領域的革命。至于橫截面分析,即通過準確的數據采集,對當前中國經濟領域的特定現象展開橫剖研究,抽離表象,通過有效的參照系與分析工具,找到經濟發展沉疴的深層次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視角,筆者認為,中國當前正處于經濟能級、經濟結構與經濟制度躍變的敏感時期:占據全球經濟總量比重15.5%的中國經濟,在全球頂層分工和關鍵領域的戰略性影響仍與美歐甚至日本有著較大差距。中國去年創造的超過10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真正有國際競爭力的比重不足40%;中國經濟結構依然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失衡現象,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持續上升,有效內需不足、部分經濟領域產能嚴重過剩;而當中國經濟增長逐步改變人口紅利、“入世”紅利和國際產業轉移紅利之后,如何防止經濟過度金融化,如何將經濟增長軌道切換到基于技術的內生性進步與人力資本的提升,也是中國經濟在發生躍變的敏感時期必須著力求解的高難度命題。

      從經濟發展的一般邏輯來看,在經濟躍變的敏感期,往往容易積累房地產泡沫。這方面,日本的前車之鑒值得中國鏡鑒。日本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可謂風光不可一世,在制造業發展、先進技術研發、出口增長乃至資本市場發展等方面,一度將美國逼得透不過氣來。但是日本在經濟結構、基礎研究、金融分工等領域與美國的差距卻很大,尤其在關乎國家競爭力的金融領域,盡管雄心勃勃的日本政府和金融資本大力推進日元國際化并加快建設東京國際金融中心,進而實現由制造業強國和貿易強國向產業與資本強國升格的大國之夢。但掌握貨幣霸權的美國擁有從戰略上鎖定日本的能力,所謂一紙“廣場協議”刺破日本泡沫經濟,不免有點夸大其詞,但是日本在股票和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后直接導致經濟跌入“失落十年”,卻是不爭的事實。而日本內需不足、經濟增長長期依賴出口、經濟結構虛實倒掛,金融系統風險高度累積等現象,均可在今天的中國經濟系統里找到類似的版本。尤其在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房地產領域,中國局部地區的資產泡沫可能比日本當年的更為嚴重,稍微懂得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這肯定不是中國經濟肌體健康的表征。

      深耕實體經濟

      跨越“日本病”陷阱

      日本經濟在患上“日本病”之后,盡管依靠內部改革和微觀市場主體的努力以及強大海外債權提供的支持,依然將整體經濟競爭力保持在發達經濟體的前列,但自那之后,日本經濟一直沒有跨越“五萬億美元”的能級陷阱,其經濟規模從30年前相當于美國的三分之二滑落到如今的三分之一,日元也未真正完成國際化,東京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甚至被新加坡超過,所有這些,均值得中國鏡鑒。表面繁榮的房地產市場根本無助于中國經濟結構的優化,產業資本如果日益不務正業顯然將嚴重拖延中國經濟轉型,而在沒有強大的制造業和扎實的貿易體系支持下,無論是“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還是更具戰略意義的人民幣國際化,都會失去基礎性支撐。而一旦京滬等指標性城市的房地產泡沫破滅,不僅將觸發系統性經濟與金融風險,還有可能造成資本的大規模出逃與人民幣匯率的大幅波動,這對中國既定的金融開放與發展戰略而言,將是嚴重沖擊,甚至有可能毀掉中國構建人民幣全球交易與計價體系的努力。

      今年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要“抑制資產泡沫”,但是在具體的執行層面,依然有很多值得檢討之處。任何泡沫的淵源都可從貨幣政策那兒找到影子,抑制資產泡沫當然應該正本清源,那種暫停土地拍賣或者從銷售終端抑制購買的調控措施均屬于治標不治本,甚至會向市場發出更大的價格反彈信號。而如何擺脫土地財政困局,消除房地產調控過程中出現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非合作性博弈,是亟需解決的迫切命題。

      深耕實體經濟永不過時,中國要避免“日本病”,必須在挖掘和提升有市場需求的傳統工業增長潛力的同時,加大前瞻性技術研發和自主創新力度,使之成為引領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新引擎,逐步降低經濟增長對房地產的依賴。另一方面,各級各地政府在切實降低民營資本參與市場競爭門檻的同時,充分重視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在實現經濟轉型中的重要作用,著力培育凝聚前沿技術和資本積累的新興產業,同時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引領經濟增長結構逐步恢復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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