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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5
    2017年銀行貸款利率不會大幅上行
       金融風險的化解應該首先是當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像美國那種大力減稅,減少實體企業的稅費,提高企業競爭力。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進行第十四次集體學習,總書記習近平強調:準確判斷金融風險隱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

      可是當前宏觀政策既要穩增長又要去風險,我國的穩增長主要依靠投資,金融機構的貨幣的衍生創造產生大量貸款,投機新項目把穩增長托住,但這種靠大量信貸去增加GDP的投資邊際效用的遞減,最后逐漸沒有利潤產生,但金融產生的數量不斷累積,天量貨幣會通過各種方式在金融里面狼奔豕突,于是通過加杠桿的方式以獲取更高利潤、金融脫實向虛也會屢禁不絕。

      而我國靠信貸來拉動投資已經走到盡頭,正如周小川行長提示:貨幣寬松到了周期尾部。這個意思就是會造成市場流動性減少,銀行風險加大。金融風險主要來源就是銀行風險,銀行信貸占融資規模的80%,金融對GDP的貢獻指標達9.5%,而美國的金融在100多年的時間里GDP的比例僅在5%左右,銀行占GDP比例越高,金融風險就越大。所以總書記說的準確判斷金融隱患很大程度上是指金融在市場上的結構隱患。

      化解金融風險必須大力減稅

      那么銀行的金融結構隱患又怎么來控制呢?大眾對履新不久的銀監會主席郭樹清期望很高,以為“郭旋風”雷厲風行的作風一定能控制住金融風險,再說郭已經表態:如果銀行搞得一塌糊涂,我作為銀監會主席,我就辭職,這就是領導責任。從郭堅定的話語中,人們似乎看出他能把金融帶出危機的信心。

      可是如果要實現郭主席的“但愿海波平”的愿望,必須要有一個前置條件,那就是經濟結構性必須要改革,如果單方面談化解銀行金融風險,可能是在逐本求末,因為銀行的風險主要來自于市場的結構的不合理,實體經濟不能賺錢,錢就會追逐虛擬經濟?,F在監管風暴正在整治資本投資大鱷那些橫行無忌的加杠桿行為,最終也是規范資本市場為實體經濟服務。

      所以,金融風險的化解應該首先是當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像美國那種大力減稅,減少實體企業的稅費,提高企業競爭力。其實美國減稅就是供給學派拉弗提倡的供給改革,我國的供給側改革思路也應該與其保持一致。

      但是我國的稅率過高可能會影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稅率過高也一直爭議不斷,在國際上我國統計的數據,稅負指數占GDP不到30%,低于絕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那么為什么國內的企業卻覺得我國的稅負太重呢?以至于曹德旺等企業到美國開工廠也盤算著我們的稅率要比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還要高不少,而且當時曹德旺說這話時是在美國沒有減稅前,美國減稅前稅負水平在44%,現在已經降到15%的稅率,這個要使多少曹德旺“蠢蠢欲動”奔赴美國。

      管窺蠡測,出現這種異議一定是我國稅收統計與發達國家標準不合。歐美日等國的財政收入結構把社保收入也納入其中,而我國沒有把社保收入計算進去,中國2016年社保收入5.3萬億,這么巨大的資金沒有算入財政收入,還有一些非稅收入、罰沒收入等等,都排除在財政收入范圍之外,當然使我國的稅收與西方比較顯得很低,這就是盡管在國際上稅率比較我國看似較低、但國內企業普遍感到稅負很高的原因。

      降低企業稅費 征收房地產稅

      所以我國結構性調整,應該首先在于降低企業稅費,使實體企業能獲得一定的利潤。當然要實現這個改革,要點就是征收房地產稅。因為我國處理通貨膨脹的方式就是錢不能流向糧食豬肉等生活日用品,使房價獨立承受貨幣的承載功能。

      近年來銀行的整個貸款110萬億,僅房地產就占36萬億,還不包括一些理財、信托等通道業務隱形進入房地產的資金??墒?,土地紅線使政府手里可用的土地資源逐漸在減少,土地財政后繼收入沒有了,那么來替代政府收入的應該是房地產稅,而且這個稅越早征越好,使地方政府早日擺脫土地財政的依賴。房地產稅能抑制高房價,這個是多國反復進行市場驗證的結果,筆者不在這里贅述。

      高房價拉升了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提高企業的生產成本,連華為這樣的優質大企業都不堪房價的重負,去年差點從深圳搬遷到房價較低的東莞。要不是怕引起連鎖反應政府私下安撫恐怕華為早就撤離了深圳。所以為了讓我國企業早日擺脫頹勢,開征房地產稅來增加企業利潤是當前化解金融風險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

      即使經濟強大如美國,房產稅也是稅收的主要來源之一,之所以美國現在敢這么大幅度減稅,也是因為美國聯邦政府的公司所得稅僅占聯邦政府稅負收入的10%,而個人所得稅占48%。美國的財產稅也就是房產稅是各州政府收入的支柱,占州稅收收入的80%以上,而我國企業稅負卻承擔整個財政稅收的90%以上,個人承擔的不到10%,所以,要平衡經濟結構首先要平衡一下稅收結構,這個稅收結構不調整,是沒有辦法來調整經濟結構的,繼而也影響金融結構,帶來連鎖反應。

     

      我們引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是開發商加杠桿,民眾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首付,違約率幾乎很低,但開發商通過銀行理財、信托等模式不斷從銀行變相獲得貸款,負債率很高。高層最怕開發商崩盤,引起銀行倒閉,誘發金融危機。

      所以國家這么重視房地產去庫存,可是現在一二線城市幾乎沒有庫存,三四線庫存也去得差不多,甚至三四線城市像安徽的滁州、江西的贛州、河北的涿州、浙江的嘉善、海南的三亞等一些四線都難以算上的城市也出現限購,所以房地產去庫存已基本接近尾聲,現在房地產也幾乎都轉移到民眾手中,征收房地產稅正當時。

      特朗普的回歸實體的政策和美國的加息,加重我國金融的外部風險,而內部風險則是銀行資金的脫實向虛,所以市場留給我們應急處置的時間不多了,減少金融風險唯一途徑就是調整稅收結構,以此來改善企業結構的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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