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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2017-08
    中國金融業高增長:邏輯與風險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與中國財富傳媒集團中國財富研究院聯合發布《中國金融業高增長:邏輯與風險》報告。該報告就我國經濟運行中的“資金空轉”“脫實向虛”等問題,從金融部門自身的增長出發,對我國金融業高增長的表現、成因與風險進行了系統研究,并對解決現存問題給出對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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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中國金融網/圖片銀行

     

      報告認為,近10年來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翻了一番,從2005年的4%迅速攀升至2015年的8.44%——該數值不僅高于巴西和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也高于美國、英國等傳統經濟發達國家。需要警惕的是,2012年以來我國金融業的高增長是在制造業下滑的背景下發生的,潛在的金融風險不容忽視。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新動能正在孕育,必須進一步厘清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部門的關系,探尋我國金融業高速增長背后的邏輯、潛在的風險以及化解之道。

      對于目前金融業高增長的潛在風險,報告認為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金融業自身增長與實體經濟不協調的風險;二是在強化監管背景下金融部門去杠桿可能帶來的沖擊。

      對此,報告提出,促進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部門協調發展,一是要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保持戰略定力,使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配合;二是協調推進金融領域的創新與監管、改革與開放;三是建立多層次的金融供給體系,強化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四是遏制資產價格的過快上漲,嚴密防控資產價格泡沫,扭轉持有資產比投資實業更賺錢的局面;五是進一步提高直接融資比重,讓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對于當前的金融去杠桿操作,則需謹慎把握力度和節奏,既保證不因杠桿的快速去除而影響金融市場穩定,又能夠擠壓資金在金融體系內空轉的空間并迫使其進入實體部門,通過尋求那些富有前景的投資項目進而帶動整體經濟的轉型升級。

      會議由財經院院長何德旭主持。中國財富傳媒集團副總裁杜躍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趙劍英蒞會并致辭,中國財富傳媒集團中國 證券報常務副總編輯段國選出席會議,財經院院長何德旭做了總結發言。財經院副研究員、《財貿經濟》編輯部主任王朝陽代表課題組做了主題報告,財經院副研究員汪川、王振霞、高廣春分別從貨幣因素、股市因素、房地產因素等方面做了專題報告。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孫國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長張承惠、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黃志凌等分別發表了精彩論點,并就如何促進我國金融業健康發展、如何有效防范金融風險以及下一步的研究方向等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

      主要觀點

      報告指出,近10年來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翻了一番,從2005年的4%迅速攀升至2015年的8.44%——該數值不僅高于巴西和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也高于美國、英國等傳統經濟發達國家。值得警惕的是,2012年以來我國金融業的高增長是在制造業快速下滑的背景下發生的,這意味著金融穩定、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正在喪失,預示著風險爆發的可能性正在提高。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要尋求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必須理清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部門的關系,探尋中國金融業高速增長背后的邏輯、潛在的風險以及化解之道。

      2012年以來,中國金融業快速增長與工業占比下滑形成鮮明對比,可以用兩個產業的增加值占比、增加值增速以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三組數據來說明。(1)從增加值占比來看,2012—2016年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穩步提高,依次為6.51%、6.92%、7.25%、8.44%和8.35%;同期工業增加值占比則快速下滑,分別為38.66%、37.35%、36.31%、34.5%和33.31%。(2)從增加值增速來看,2012—2016年的GDP增長率分別為7.9%、7.8%、7.3%、6.9%和6.7%,同期金融業增加值的增速為9.4%、10.6%、9.9%、16%和5.7%,而工業增加值的增速為8.1%、7.7%、7%、6%和6%。金融業增速全部高于工業增速,除2016年外均遠高于同期經濟增速。(3)從各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來看,2012—2016年金融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7.5%、8.9%、9.5%、16.4%和7.1%,而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顯著下降,分別為40.59%、37.9%、35.3%、30.4%和30.7%。

      報告認為,中國金融業的這一輪快速增長,是傳統宏觀調控手段與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特征不匹配、金融創新快速推進與監管改革相對滯后的不協調、股票市場劇烈波動與房地產價格新一輪上漲相結合等諸多矛盾的集中體現。(1)從貨幣因素看,在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中,貨幣政策過度側重于經濟增長目標使金融業高增長成為必然;在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動下,影子銀行等機構的興起對金融業高增長起到了助推作用。(2)從股市因素看,股市擴容與股價波動是金融業增加值占比提高的重要原因。股票市場既為實體經濟提供直接融資渠道,擴大居民的財富效應;也蘊含著劇烈波動風險以及對實體經濟投資的“擠出”,其根源是實體經濟與股票市場投資收益率的差異。(3)從房地產因素看,金融渠道特別銀行貸款是房地產業最主要的資金來源,金融業的高增長與房地產業有重要關聯。如果房地產泡沫和金融泡沫進一步累積,信貸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在所難免,其對金融體系乃至整個經濟的沖擊同樣難以避免。

      報告認為,中國金融業高增長的潛在風險,一是金融業自身增長與實體經濟不協調的風險,二是在強化監管背景下金融部門去杠桿可能帶來的沖擊。前者表現為金融體系運行效率偏低,使金融可持續經營的能力下降;金融工具單一和投資渠道缺乏,使金融風險在部分領域顯著積聚。后者需要考察隨著金融去杠桿的推進,如果資金不停留在金融體系內部,是否能夠進入實體經濟以及以什么樣的價格進入實體經濟,這直接決定了“脫實向虛”能否轉變為“脫虛向實”。在這個過程中,要特別注意避免產生“去杠桿—產出收縮—價格下降”的螺旋式循環,即經濟下行階段的金融加速器效應,避免“去杠桿”通過“債務—通貨緊縮”循環加劇經濟下滑。就這兩方面風險而言,雖然表面上看前者是因、后者為果,但因果循環,一旦形成相互強化的反饋機制,則必須以更大的魄力推進改革,才可能打破這種循環。

      報告提出,促進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協調發展,一是要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保持戰略定力,使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配合;二是協調推進金融領域的創新與監管、改革與開放;三是增加金融機構與產品供給,建立多層次的金融供給體系,強化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四是遏制資產價格的過快上漲,嚴密防控資產價格泡沫,扭轉持有資產比投資實業更賺錢的局面;五是進一步顯著提高直接融資比重,讓金融更好服務于實體經濟。對于當前的金融去杠桿操作,需要謹慎把握其力度和節奏,既保證不因杠桿的快速去除而影響金融市場穩定,又能夠擠壓資金在金融體系內空轉的空間并迫使其進入實體部門,通過尋求那些富有前景的投資項目進而帶動整體經濟的轉型升級。

      報告建議,把“十三五”時期金融業發展目標確定為8%和30%。即:在“十三五”期間,金融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保持在8%左右;到“十三五”期末,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高至30%以上。報告指出,把金融業占比穩定在8%左右,并不意味著金融發展的停滯,而是把金融工作的重點聚焦于提高金融運行效率和更好服務實體經濟上。把直接融資占比提高至30%,既是銀行業競爭和發展規律的必然結果,又是落實去杠桿、降成本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的必然要求,還是落實創新驅動戰略和振興實體經濟的必然選擇。同時,把該比重從2015年的24%提高至2020年的30%,其增幅將達到25%,能夠落實國務院文件《關于進一步顯著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優化金融結構的實施意見》對“顯著”的要求。

      針對金融監管改革,報告建議繼續保持當前監管格局,但應進一步改進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一方面,從機構合并的角度看,無論是“大央行”方案還是“雙峰監管”方案,現階段都存在很大的行政操作難度;另一方面,我國當前金融業發展的復雜程度和潛在風險,可以通過提高金融監管的穿透力和加強監管協調來解決。目前實行的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是一種橫向協同模式,報告建議把這種模式改為由國務院牽頭的縱向協同模式,實現政策制定、政策執行和公共服務提供三個方面的協同,注重功能監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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