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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
    反思金融危機:監管松緊之辯
       2008年9月,在次貸危機加劇的形勢下,美國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最終丟盔棄甲,宣布申請破產保護。近十年之后反思危機,貨幣政策逐漸回歸正軌的通道中,如何平衡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之間及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如何確定合適的信貸增長水平,仍是危機留給我們的重要問題。

      費希爾出走

      2017年9月6日,費希爾決定在自己任期結束前8個月辭去在美聯儲理事會中的職務,稱是因為“個人原因”。

      盡管以“個人原因”為由提出辭職,但外界猜測,費希爾選擇離職也和特朗普政府“道不同”有關。臨走前他始終強調金融危機后的監管使得金融體系更為強勁。

      宣布離職前,費希爾在美聯儲任職已經整整三年。“動靜”并不大,發聲頻率和曝光度也遠遠少于現任美聯儲主席耶倫,但他扮演的“定心丸”作用不容小覷。也有經濟學家表示:“其實有很多人認為,費希爾才是耶倫背后那位真正的‘聯儲主席’。”

      在辭任前幾個月,費希爾在眾多場合表示出對全面去監管的反對,這似乎在勸阻一心希望去監管的特朗普政府三思而后行。他表示,美聯儲每年都會通過壓力測試評估大銀行的健康狀況,但市場呼聲也越來越大,稱現在是時候降低資本金要求或讓壓力測試變得更加透明。

      “在1930年后,又過了近80年,才出現了另一次可能有那么嚴重的金融危機。而現在,上一場危機才過去十年,每個人都想回到那場嚴重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這是極度危險、極度短視的。”費希爾贊成放松對小銀行監管,但堅決反對給大銀行減負。

      監管大松綁

      作為一個商人出身的總統,在金融風險與效率面前,特朗普似乎愿意冒險選擇后者。美國新政府正在金融領域不斷推進“去監管”,包括簡化和放松《多德-弗蘭克金融改革法》的部分條例。

      特朗普曾于今年2月表示,《多德-弗蘭克金融改革法》為銀行向企業發放貸款設置了阻礙,并簽署行政命令和行政備忘錄,要求對該法律進行重新審查。在特朗普看來,放寬對銀行業的監管規定是經濟計劃的重要一環,能夠刺激放貸及帶動經濟成長。此舉被視為將開啟美國近年來最大的監管洗牌,華爾街在金融危機后被迫戴上的法律枷鎖將迎來松綁機會。

      《多德-弗蘭克金融改革法》主要起草人、前眾議員巴尼·弗蘭克批評美國新政府同華爾街關系密切。他說,這是特朗普對“承諾幫助普通人應對華爾街巨擘”的背叛,給予華爾街通過正常政治程序得不到的好處。曾在奧巴馬政府中擔任財政部長的經濟學家薩默斯表示,對這部法律不加區別地進行攻擊不是正確的方式,美國金融行業系統性風險仍然現實存在,不能掉以輕心。

      特朗普提名的財政部長及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都是金融大亨,由這些人重新審視包括《多德-弗蘭克金融改革法》在內的金融監管法律,政策走向不言而喻。

      《多德-弗蘭克金融改革法》于2010年由時任美國總統的奧巴馬簽署生效,該法涉及范圍廣泛,被評價為自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后美國最大的金融改革法案。主要內容包括設立新的金融監管機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擴大美聯儲監管職責、加強金融衍生品市場監管;禁止金融機構從事自營交易,提高對銀行業的資本金要求,通過“沃克爾規則”來限制銀行業的交易等。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孫杰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放松金融監管的問題本身不在于時間,也不在于放松,而在于如何更加有效地實施監管,如何進一步理清監管與自由的邊界,在這其中外界存在諸多誤解。”

      當年貝爾斯登案例仍有可以玩味之處,摩根大通背后是美聯儲,這是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美聯儲首次向非商業銀行提供應急資金。參與促成摩根大通與貝爾斯登交易的蓋特納,時任美聯儲紐約主席,當時如此分析:“貝爾斯登的一幕是聯儲的一個轉折點,很久以來我們一直認為,處于安全區內的行業銀行和安全區外的其他公司之間有一條界線,這條界線現在被打破了。”

      跨過這條界線,猶如凱撒跨過盧比孔河,沒有回頭路。

      經濟新周期?

      如果從2007年算起,金融危機已經爆發十周年。人類是否馴服了金融危機?世界經濟更穩定了么?很多疑問仍然沒有清晰的答案。

      “雖然美聯儲在穩步加息,促進貨幣政策回歸正常軌道,但能夠看出美聯儲依然是猶豫的,小心謹慎地參考經濟數據指標做出相應行動,這就意味著對于美國經濟復蘇包括世界經濟復蘇,美聯儲目前并沒有明確的判斷。”孫杰對北京商報記者分析稱。

      2010-2016年,全球經濟增速由5.4%一路下滑至3.1%,這一格局被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稱之為長期性停滯。2017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出現顯著復蘇跡象,無論是美國還是歐元區、日本與英國,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增速均較強勁。

      盡管全球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的爆發已經十年,但全球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尚未完全實現危機后的市場出清,全球競爭力尚未真正恢復,全球經濟也尚未找到新的增長引擎。

      目前全球經濟增長,主要還在靠發達國家的寬松貨幣政策與新興市場國家的加杠桿行為來支撐,內生增長動力并不樂觀。

      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主要發達國家先后實施了大幅降低利率與央行大舉購買金融資產的量化寬松行為。低利率與量化寬松行為的好處至少包括:一是壓低中長期利率,幫助各部門修復資產負債表;二是刺激金融資產價格上漲,進而通過財富效應提振居民消費;三是通過壓低本幣利率來促進出口增長。

      當前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復蘇,與低利率與量化寬松政策密不可分。例如,目前美國與英國的股市正處于歷史最高點,巨大的財富效應使得居民消費成為宏觀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又如,2017年上半年歐元區表現強勁的根源之一,在于同期內歐洲央行的擴表速度顯著超過發達國家同行。

      目前僅有美聯儲停止購買金融資產、連續加息,并有望從今年9月起開始縮表。但考慮到目前美國薪資水平與核心通脹率增長緩慢,美聯儲的縮表行為必定是非常溫和的。沒有市場大出清,經濟新周期仍在路上。

      北京商報記者 陶鳳/文 李烝/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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