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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 2022年07月03日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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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2017-11
    回歸中國互聯網金融的初心
       在人類金融史的發展進程中,信貸出現早于貨幣,可說是最淵遠流長的金融創新。無息貸款源自于親友之間的扶持接濟,本質上是一種慈善捐助行為;有息貸款源自于促進工商的以物易物:向鄰居借種子或借鏟子之類的行為,帶有生產目的與經濟效益的預期,以及承擔風險與機會成本的對價。

      人類史上何時借出第一筆有息貸款,雖然無法考證,但利息是否與某種生產關系掛勾,利息高低是否符合某種道德倫理標準,以及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是否被濫用,一直是人類社會試圖以法律與科技來協調解決的問題。高利貸與地下金融,即使到了金融互聯網的時代,仍是文明社會光明形象的陰影。循此脈絡,分析中國互聯網信貸平臺趣店在美國上市后,因爲創辦人羅敏失言而導致股價暴跌的現象,可以看出全球投資人在超低利率環境中的幽微心理與中國經濟持續轉型的結構困局 。

      QE后的高風險樂園

      全球金融海嘯后,各國央行堅持十年的量化寬松(QE),促進了各類銀行體系以外的融資活動;有些振興了實業,更多的是放大了投機規模。對需息若渴的投資人而言,互聯網信貸平臺只是另一種高收益理財產品。至于高收益是冒了多少風險製造出來的,在QE音樂沒停止前,精明識趣的投資人不會多問,但多半一只腳踩在出口,隨時準備撤退。中國互聯網信貸行業中的各種不當勸誘、冒名騙貸、黑箱風控與不規范討債行為,對華爾街投資人早已不是新聞,遑論保有堅定信心。羅敏失言,賠了市值,贏了先機。趣店后面幾家排隊等上市的網貸平臺,將會面臨投資人更嚴格的檢驗。只要估值中“阿里系”含金量仍夠高,已經現金落袋的趣店仍有極大的相對競爭優勢。

      日本的非銀信貸在資產泡沫崩潰后的通縮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亦可借鑒。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統計,日本高利貸業者有一萬家(較1990年代的三萬家的規模已有縮?。?,服務過日本人口的10%,放款馀額可能超過一千億美元。在極端情境下,日本非法高利貸(俗稱“闇金融”)的借款人,可能要負擔高達每日1%的超高複利。大型的高利貸業者利用上市公司的地位與商業銀行合作,雖然維護了日本多層次金融市場的秩序,某些高利貸業者與黑社會的歷史牽連,與濫用日本“恥文化”民族性的不當討債行為,造成相當多社會問題。日本高利貸借款人有些是面臨急需但擔保不足的老百姓,但也有沉迷賭博、深陷債務地獄的邊緣人。日本政府亦努力改善行業形象,并制定許多法規,約束利息上限與嚴控不當催收行為。做為主流金融體系的平行宇宙,影子金融體系事實上也提供了許多夾縫中的服務,亦承擔了相當程度的社會責任。

      中國特色的互聯網金融

      相比之下,趣店的現金貸產品(以及趣分期時代惹起巨大爭議的校園貸)透過手機錢包與大數據分析快速核貸的商業模式雖然創新,但這些原本應當用來提供社會各階層有效金融服務、促進金融普惠(financial inclusion)的互聯網高科技扶貧與濟急手段,被轉來用以刺激非信用卡年輕族群的消費欲望,雖然可說是提供了經濟轉型的潤滑劑,但對飽受債務驅動投資潮之苦的中國而言,實為一記警鐘:難道這就是值得市場追捧的、具“中國特色”的互聯網金融?

      綜觀歷史,中國民間借貸往往遭受各類泛道德化的指控,改革開放前甚至淪為舊社會不公不義的階級敵人代表,但各種民間借貸仍然在權力覆蓋的空隙中生存。商業文化的城鄉差異與不同省份間的經濟發展落差,是導致中國民間借貸市場巨大差異的主因?;ヂ摼W金融平臺理論上可以藉由讓貸款價格與信用記錄等信息更透明,促進資本稟賦不同的個人與地區之間的合理“套利”,讓市場機制推進資源配置的優化,賦予民間金融一番新氣象。這意味著,互聯網金融平臺其實有相當程度的公共服務性質。平臺成立的宗旨也許良善,但在浮躁不羈的行業風氣影響下,反而成了躊躇滿志的互聯網創業家與握有海量用戶數據的互聯網巨頭們爭地盤與搞壟斷的藉口。

      金融工具非關道德,倘若設計與使用金融工具的人沒有底線,縱容金融資本與網絡科技咨意妄為的結果,就是產生一個極小的贏者圈與一大堆其他人——兩極分化的反烏托邦。這是比金融槓桿失控崩盤還要嚴峻的系統性風險。

      經濟兩極分化

      意大利社會學家暨哲學家拉扎拉(Maurizio Lazzarato)在《役民于債》(Governing by Debt)一書中曾寫道:美國學生群體代表了金融化社會的一種理想情境:一大群借款人與一小撮富裕放款人的子女;在知識的生產中,階級份際不再仰賴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對抗而維繫,而是由貸方與借方的博弈與權力關系而定義。拉扎拉托亦曾追溯了負債與信仰的二元性:沒有對未來的信心,借貸與信仰都無法成立。消費與債務驅動的經濟體需要不斷製造對未來的榮景,在高槓桿事實上無法也不可能清償的情形下,風險定價的信心必須奠基于不確定的未來,加劇了經濟“脫實向虛”的金融化。

      互聯網金融若能實質促進金融普惠,其實有機會改善、甚至遏制兩極分化。觀察中國經濟近年來的結構變遷,對比高度金融化的美國社會中因過度信貸而出現的各種癥候,有理由相信,中國經濟的兩極分化正在惡化。網貸平臺快速圈錢擴張,赴美上市套現,只是表象。解決深層矛盾的癥結之一,是檢討如何導正各種層次的金融體系在承擔國家基礎設施的職能時,因為激勵機制的扭曲與問責缺失導致的“利益私有化、成本社會化”的負面外溢效果。

      國際監管原則

      持續完善互聯網小微金融的監理框架,是一個非常好的試煉場。國際上針對小微信貸行業的監管原則,側重在(一)防止過度舉債;(二)合約信息透明化;(三)風險定價合理性;(四)客戶隱私權保護;(五)禁止不當催收行為;(六)衡平的紛爭調解機制;(七)行業自律與企業紀律;可以預期,中國針對網貸平臺加強監管的金融法規,應強調平臺公眾責任與信賴保護機制,最關鍵的,是促進支持民間金融持續穩健發展的制度積累與文化脈絡。

      民間金融急難救助的傳統,其實是取之于社會、用之于社會的“自保險”,兼具公益與私利的性質,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市場失靈的窘境。這正是政府“看不見的手”可以發揮正面作用之處。透過金融科技創新,例如以區塊鏈技術建立的債權交易平臺、信用風險監控與信息交換協定、透過物聯網技術實現的強制執行程序、尊重知情權、促進實質交易公平的消費者保護機制,配合公私部門的真誠合作,共同維護運營互聯網金融平臺成為“準公共產品”(quasi public good),才更能加速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長遠發展。

      查核算法驅動的信用評分與核貸系統

      互聯網金融的監理框架,亦有必要針對算法驅動的信用評分與核貸系統建立有效問責與查核機制。透過日夜不停地爬梳蒐集自社交媒體、電商網站及各類互聯網平臺的海量數據,各種算法被用以研究人類的七情六欲、預測消費口味及監控信用風險。很多模型源自于數學、化學與物理學等無機領域,而非生物學、心理學、政治經濟社會學等有機領域。在應用與詮釋上一旦出現偏差,將加劇社會兩極分化,讓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歧視與偏見在算法的回饋路徑中被保存、複製、放大,可能出現反人性的嚴重后果。

      民營企業若將這類算法的所有細節與誘因機制視為商業機密,往往讓數學公式成為卸責與擴權的藉口,并收割政治與商業利益。在最極端的情境,完全可以想像這些黑箱算法成為用數學構建的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透過各類物聯網監控技術與不透明的演算法“優化”資源分配,對人類進行分類、排序與缺席審判。這些源自人性黑暗面的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如果不受監管,有可能撕裂社會,甚至讓人類文明崩潰。

      歷史證明,過度執著追求財富與權力的誘惑,往往讓人中龍鳳墮落成衣冠禽獸。貨幣的問題來自信貸,信貸的問題來自人性。挑戰非常巨大,我們依然在路上。中國互聯網金融精英在高速擴張之馀,或許該重新思考金融促進實業、為人民服務的本質:謙沖自抑,莫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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