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一書作者米歇爾·渥克稱,所謂“灰犀牛”是指那些概率極大、沖擊力極強卻被忽視的風險。每個“黑天鵝”事件背后都會有一群“灰犀牛”。
她認為,“黑天鵝”是小概率事件,可能之前沒有發生過,所以很難去想象和預測,但一旦發生其影響非常大;而大象是大家經常能看到的;“灰犀牛”事件平時都能看得見,而且大家習以為常,卻也因此常被忽視。
陸磊認為,中國面臨最大的“灰犀牛”是經濟波動和金融市場波動。資本市場之所以會波動,主要涉及心理因素和行為金融學,這也是“灰犀牛”產生的一個原因。在他看來,這種波動裹脅著包括家庭部門、企業部門、金融部門的資產配置,才是最大的“灰犀牛”。
“灰犀牛”產生的第二個原因是,“灰犀牛”會衍生“灰犀牛”。陸磊舉例說,今天中國所面臨的經濟下行壓力,就是治理金融危機必須要承擔的成本。換句話說,治理掉一個“灰犀牛”,就將面臨另外一個“灰犀牛”。
第三個原因是,視而不見的存在性及其現實可能性。陸磊認為,應對“灰犀牛”時往往不是視而不見,而是采取一種小心翼翼、更加融合的方式加以解決,讓“灰犀牛”離我們遠點。對于中國經濟問題,傳統產業回報率日益下降,這就帶來企業違約概率上升,金融風險增加。所以他認為,“要跟時間賽跑”,并不是直接去干預這只“灰犀牛”,而是另辟一個新戰場,創造新的創新性行業,形成新的增長點。
在陸磊看來,“灰犀牛”永遠不會消除,而真正應該做的是將其產生的傷害降到最低。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建立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這應該是我們面對‘灰犀牛’還有‘黑天鵝’的一個重要戰略方針。”(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