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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 2022年07月02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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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
    金融業步入深度開放期
       我國金融業開放再提速,根據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日前發布的信息,我國將大幅放寬外資進入包括銀行業、證券基金業和保險業等金融行業的投資比例限制,其中,銀行業“一放到底”,證券基金業和保險業將在三年或五年之后“一放到底”。

      業內人士表示,開放程度的再提升意味著我國金融業已經進入到深度開放時期,而各個行業開放路線圖和時間表的明確也向外資機構釋放了十分積極的信號。金融業的開放短期內可能進一步加劇行業競爭,但長期來看,金融業開放符合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也將助推金融業和經濟結構的轉型。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業開放不等同于金融和資本流動的自由化,在“開門”的同時,一定要把握節奏和力度,必須要防范由此帶來的金融風險。

      金融業開放穩步推進

      今年以來,金融行業對外開放政策頻出,積極穩妥推動金融業對外開放,合理安排開放順序,穩步擴大金融業雙向開放成為政策重點。

      中國金融行業的對外開放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11月9日,外交部宣布,中國按照自己擴大開放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將大幅度放寬金融業,包括銀行業、證券基金業和保險業的市場準入,并逐步適當降低汽車關稅。11月10日,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國新辦吹風會上進一步表示,中方決定將單個或多個外國投資者直接或間接投資證券、基金管理、期貨公司的投資比例限制放寬至51%。上述措施實施三年后,投資比例不受限制。將取消對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單一持股不超過20%、合計持股不超過25%的持股比例限制,實施內外一致的銀行業股權投資比例規則;三年后將單個或多個外國投資者投資設立經營人身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的投資比例放寬至51%,五年后投資比例不受限制。

      實際上,今年7月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就強調,要積極穩妥推動金融業對外開放,合理安排開放順序,穩步擴大金融業雙向開放。8月份國務院印發的《關于促進外資增長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確提出,要進一步擴大包括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在內的市場準入對外開放范圍,明確對外開放時間表、路線圖。

      一直以來,中國金融業均在循序漸進中穩步推進開放。在銀行業領域,中國加入WTO之前,外資銀行就已頻頻開始在中國市場嘗試設立分行,但經營范圍僅限于外幣項下的商業銀行業務。2001年后,外資銀行業務經營范圍擴大,外資母公司也開始嘗試以戰略合作者身份入股中資銀行。2004年匯豐銀行入股交通銀行,獲得交通銀行19.9%的股份。此后,一批外資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開始入股中資銀行,如瑞銀集團入股中國銀行、花旗銀行持股廣發銀行、恒生銀行持股興業銀行等。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由于外資銀行母公司財務壓力的劇增迫使其出售海外資產用于補充其自身資本金,另一方面則是出于監管規定,外資持股比例的限制一直未能放開,境外投資者便由戰略投資轉而成為財務投資,選擇高位獲利離場。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有14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行在內地設立分支機構,數量已經達到了1031家,其中獨資銀行37家,外資銀行的分行與支行145家,總資產達到2.93萬億元,占國內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比例僅為1.29%。

      在證券行業,情況也與此類似。2008年之后,合資券商不再發放證券經紀業務牌照。截至目前,國內非港資澳資背景的合資券商共有7家(瑞銀證券、高盛高華、東方花旗、摩根士丹利華鑫、中德證券、一創摩根和瑞信方正),在《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惠港政策下獲批的合資券商已經達到4家,分別為申港證券、華菁證券、匯豐前海證券和東亞前海證券。相對于本土券商,合資券商在中國的業務開展規模和競爭能力并不具有優勢。

      在保險行業,2017年前8月的統計數據顯示,雖然數量并不少,但是外資壽險及產險公司保費收入市占率分別僅為6.73%和1.98%,壽險近幾年市占率還在穩步緩慢提升,但是產險仍處于下降趨勢。壽險方面主要是股權、渠道和產品方面的原因,由于對外資持股比例的限制,外資公司往往管理效率較低,同時增資及轉讓較為困難;渠道方面難有競爭優勢,分支機構以及經營范圍的限制導致服務業難以跟上,并且產品也未能體現出優勢。

      力度超預期不改市場大格局

      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對于我國金融業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傮w上看,將會進一步優化和改善經營理念,從而提升金融市場活力。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日前在國新辦發布會上明確了新一輪金融業開放路線圖。業內人士表示,此次金融開放無論幅度、范圍和力度均超出了市場一般的預期。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表示,銀行業是我國金融業的主體,市場預期可能開放程度會慢一點,但是此次銀行業“一放到底”,實施內外資一致的銀行業股權投資比例規則;與此同時,證券基金業和保險業也設置了明確的開放時間表,即在三年或五年后,把超過51%的控股權“一放到底”。

      這樣超預期的金融開放向外資機構釋放出明確的激勵信號。董希淼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以銀行業為例,金融業對外開放十余年來,外資銀行在中國市場的發展較為平淡,外資在我國銀行業中的持股比例不斷下降,外資銀行在我國的市場份額也在縮小,這和政策管制存在一定關系。根據國際上的相關要求,作為控股股東的銀行比作為非控股股東的銀行將面對更低的資本計提要求,因此股權比例的提升將對外資機構有實質幫助,與此同時,外資在中國金融機構中的話語權的提升,將激勵其進一步深入中國市場,創新產品和服務。

      不少外資機構也對開放政策給予高度評價,并明確表示將利用好政策紅利?;ㄆ煦y行(中國)有限公司行長兼花旗中國首席執行官林鈺華表示,中國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的時間表和路線圖的公布,將有助于在華外資金融機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做好多方面的安排及戰略準備,包括未來可能與潛在中資機構達成合作、獲得牌照許可及國民待遇等。

      瑞銀中國戰略委員會主席錢于軍表示,瑞銀集團作為持有瑞銀證券股權的外資機構,對此項安排表示歡迎。中國是瑞銀的重要市場,瑞銀集團將繼續尋求增持瑞銀證券股權。

      不少業內人士認為,在證券、銀行和保險等金融細分領域中,保險業開放對外資的吸引力將最大。作為超過3萬億保費規模的全球第二大保險市場,中國分步放開外資持股人身險公司限制將吸引更多外資險企進入該領域。

      標普全球評級分析師陳優妮表示,外資對保險業開放的興趣最為濃厚,因為對外資來講,保險業起點更低。最終獲得控股權的預期,應該是鼓勵國際保險公司采取更多行動深入中國這個世界增長最快的大型保險市場的原因。一旦獲得控股權,外資保險公司在業務戰略、風險管理方面將擁有更大的話語權。而中國保險業的風險管理水平也將受益于更多海外經驗和海外專業人才的涌入。

      對于基金業,鑒于目前外資已經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持股比例上限取消后,外資將會謀求擴大其在現有合資基金公司中的持股比例。截至2017年9月,中國113家基金公司當中有45家為中外合資。這些合資公司的資產管理規模接近全行業的45%,其中部分公司的市場地位已經處于領先水平。而在證券業方面,陳優妮表示,放寬持股比例限制將與其他資本市場開放措施一道在國內進行,比如通過股票通、債券通實現與香港市場的雙向交易,以及合格境外投資者計劃等。部分國際投行已經表達了提高現有合資公司持股比例的興趣。

      不過,業內人士表示,金融機構持股比例限制的放開在短期內并不會改變市場內外資占比的大格局,但對一些中小型金融機構可能影響更大。“從不同類型的銀行來看,投資比例開放帶來的影響也會不同。對于大型銀行來說,更多地可能是業務層面競爭加劇,隨著外資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不斷提升,預計將會異軍突起一批經營實力較強的銀行,從而在市場上對大型銀行形成挑戰。對于中小銀行來說,可能要面臨來自外資的收購與兼并。大型銀行體量龐大,外資銀行很難對其形成威脅,但是中小銀行的控股權相對容易就能取得,所以很容易在取消外資持股比例的限制后成為外資的收購目標。”董希淼說。

      他表示,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對于我國銀行業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傮w上看,將會進一步帶來銀行業的管理方法、經營理念的提升和改善,從而導致銀行業市場活力進一步提升。

      預防跨境資本流動風險

      業內人士表示,金融業在“開門”的同時,一定要把握節奏和力度,必須要防范由此帶來的金融風險。

      國金證券認為,對于中國而言,對外開放是大勢所趨。表明了我國當前已經由“從商品輸出的時代到資本輸入的時代變遷”,同時也符合我國經濟結構轉型(更加傾向于服務業,包括于金融服務業)的需要。持股比例的放開是一大步,表明我國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已具備了“進一步放寬金融業市場準入”的環境。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也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從開放步伐來看,金融業的開放還是比較穩妥的,證券行業本身競爭的程度就比較高,銀行業的開放沒有給銀行帶來多大的沖擊,保險業的開放也沒有給保險公司帶來多大的沖擊。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業的開放并不等同于金融和資本流動的自由化。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撰文指出,中國在加入WTO時,已經許諾要盡快開放金融服務業。中國開放金融服務業,例如,允許美國人到中國開銀行,允許其在中國吸收存款,并給中國企業或者在華外資企業發放貸款,但并不意味著允許外資金融機構自由地把所吸收的人民幣存款兌換成美元匯出,或者把美元資金拿到中國兌換成人民幣后放貸。所以,這次是金融服務業的開放,與過去的制造業或其他行業開放的性質是一樣的,即允許外資銀行在中國提供金融服務,而不是允許資本不受限制地跨境自由流動。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開放金融體系必然會增加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要完善與開放金融體系相匹配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有效預防并化解在金融開放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種風險,特別是跨境資本流動風險。

      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業內人士表示,“雙支柱調控框架”是全新增加的內容,也是未來我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據了解,中國已經較早探索和實踐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相結合的方式,一方面積極穩妥推動貨幣政策調控框架從數量型向價格型轉變,創新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不斷增強利率調控能力。另一方面著力建立金融宏觀審慎框架。其中,2016年將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將更多金融活動和金融行為納入管理,從七個方面約束金融機構,實施逆周期調節。二是將跨境資本流動納入MPA,使得跨境資本流動趨于穩定。

      董希淼表示,對于監管機構來說,隨著對外開放進程不斷深入,外資銀行在中國的業務不斷拓展,未來銀行的交易結構、業務模式更加復雜,呈現出跨國別、跨市場、跨領域的特點。所以,監管機構要彌補監管的空白,實現“穿透式”監管。監管機構還要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分析和預警,完善外匯管理制度,嚴防跨境資本異動對中國經濟金融穩定帶來的沖擊。監管機構還要注重學習和借鑒國際監管經驗和監管標準,與發達國家監管機構交流溝通,提升監管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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